工廠化畜牧業生產，是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推動力。其不斷的擴張，導致了氣候變化、森林採伐、生物多樣性損失和人權侵犯，這種種，都是為了滿足西方對廉價肉品的胃口。
歐洲和美國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肉類消費國，平均每人每年要吃60～69公斤肉，遠遠高於滿足人類需要的水準。如今儘管西方消費率已不再走高，甚至在某些地區出現了下降，但仍遠高於其他大部分地區。
與此同時，在新興經濟體，特別是金磚國家（巴西、俄羅斯、印度、中國和南非），正在改變飲食結構，在未來幾十年中，隨著這些國家收入繼續上升，肉類和乳製品需求也將水漲船高。
為了滿足這一需求，世界農業企業將把肉類產量從今天的3億噸，提高到2050年的4.8億噸，整個價值鏈（飼料供給、生產、加工和零售），將造成嚴重的社會挑戰和生態壓力。
工廠化畜牧業生產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，造成巨量溫室氣體排放——因為反芻動物的消化過程會產生甲烷。來自動物的廢氣，以及生產飼料所使用的化肥和殺蟲劑會造成大量氮氧化物。
事實上，從飼料生產開始，工廠化模式意味著土地用途的巨大改變和森林採伐。目前，大約三分之一的現有農地用於飼料生產，其中用於畜牧生產（包括牧草）的比重為70%左右。
隨著肉類消費的增加，光是大豆產量就將接近翻番，這意味著土地、化肥、殺蟲劑和水等用量，相應增加。越來越多的作物用於餵養牲口，導致糧食和土地價格出現上漲壓力，貧困人口更難以滿足基本營養需要。
更糟糕的是，牧民、小生產商和獨立農民，根本無法與低廉的零售價格競爭，而工業化畜牧業系統工資低、健康和安全標準低，無法成為理想的就業替代方案
最後，工業化畜牧業生產還有公共健康影響。
首先，過高的肉類和奶類消費導致了肥胖、心血管病的健康問題。此外，將動物大量集中在受限制的空間，使得傳染病傳播更容易。遏制這一風險的措施，如使用低劑量抗生素以預防疾病（和刺激生長）會引發抗藥性，造成公共健康危機。
除了動物本身所遭遇的可怕環境，由於畜牧業不願採取合理的動物福利標準，你可能會質疑為何讓這個行業變得如此巨大。答案在於寡頭政治權力，它使工業化畜牧業生產商能夠將真正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，而隨後必須由工人和納稅人來承擔代價。
現實是，我們有其他滿足世界肉類和奶類需要的辦法。在歐盟，透過改變共同農業政策（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）的兩個關鍵要素，就顯著減少生產體系的扭曲。
第一個是禁止進口基因改良飼料，並要求農民自己生產至少一半農場所需飼料。如此可為飼料採購制定明確規則，使國際營養失衡問題不復存在，並削弱孟山都等跨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的實力。此外，糞肥也能免於長途運輸，就地用來增加地力。
其次，禁止對飼料和灌溉系統添加不必要的抗生素。在美國，食品和藥品監督局（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）應該禁止非治療用途的抗生素，鼓勵更多獸醫站到第一線，建立永續性的肉類生產方法。
當然，這些措施只是第一步。隨著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的成長，最重要的關鍵是，讓更多人認識現有西方肉類生產和消費模式，將對未來社會發展造成相當大的威脅。我們應該共同努力，建立一個符合生態、社會現狀以及倫理規範的新生產系統。
克里斯汀·切姆尼茨是海因裡希·波爾基金會（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）國際農業政策部主管。謝發利·莎爾瑪是農業和貿易政策學院（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）農產品和全球化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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